这周，Yahoo! 北京解散。 其实这本来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但其它公司纷纷去 Yahoo! 楼下「举牌抢人」的场景却一下子把这件事情变得娱乐化起来。说句不好听的，挺像秃鹫抢食的。 我上一次的类似经历，得回溯到 Google 2010 年初宣布对华政策调整的时候了。那次的气氛略有不同，大楼前是鲜花、蜡烛，和警察；不是解散，但在外界看来，「撤出」已是定局，于是，那一天是我这辈子接到最多猎头电话的一天。 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只给 Google 一家公司投了简历 (对，从来都那么喜欢 all-in…)。我喜欢这家公司能做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产品。做为「粉丝」，我实在是太好奇这些产品是如何诞生的了，尤其是还有机会参与其中，感觉就像能躲在后台看魔术是怎么变出来的一样。Marrisa 在 Google 的时候组织过一个叫「Tech I&I」的沙龙，第一期就请来了 Google News、YouTube、Google Maps、Gmail、Chrome 的发明者们来分享这些产品诞生背后的思路和故事，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实在太有趣了。 同属互联网外企，Yahoo! 和 Google 应该有蛮多类似的地方，尤其是据说 Marrisa Mayer 带了很多 Google 的文化去「改造」 Yahoo!。Google 和 Facebook 作为当代硅谷互联网公司的领头羊，他们的文化输出在这群公司中创造了某种不言自明的共同话题和优先级：创造力、以用户为中心甚至有时候过分忽略商业化和营销、大胆或鲁莽、由影响力带来的自我驱动，等等，我管这个叫「Culture Infrastructure」。 中国和硅谷仍然是不大一样的两个世界。和那个「Copy to China」的年代相比，两个世界已经更接近，但仍然不大一样，两个世界中生长出来的公司，做事风格也很不一样。 刚刚过去的周一，腾讯科技邀请我参加了一个和 …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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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 / 有朝一日 / 我也需要开始每天琢磨 / 要戴哪只表… A photo posted by Junyu Wang (@junyu) on Oct 27, 2014 at 8:17am PDT 我使用「智能手表」大概有一年多了，最早是黑白屏的 Pebble，用起来像是小学时几十块的电子表；后来 Google I/O 的赠品 Samsung Gear Live，再到 Moto 360。Android 手表毕竟不算浮夸，虽然不是黑白屏，但一看也不是什么高贵的产品，所以走在路上也不会有什么人注意，只有同行遇到的时候会问，「这玩意儿到底有用吗」？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我每天会低头看它很多次，我确实想不起来什么缺了它不行的用法，但如果某天真的忘记充电了没法带出门，确实又会觉得很不习惯。开会的时候来了封邮件，不想打开手机看 (看一下时间总是合理的)；开车的时候看一下现在放的是什么歌 (蓝牙不显示歌名)；快速语音回复一下微信 (有时候走在路上没有手的时候，甚至可以拿鼻子操作)；从一个会议室出来，看下一个会议在哪儿；在 Path 上点个赞；看一下支付宝的短信验证码… 等等。 在这之前，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在手腕上戴个东西的习惯。不过我时常想起我刚工作时的 …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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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过年，我和朱大力不管不顾，去了日本玩，就没回家。今年，就把整个假期放在了不同的「家」里面，广州、潮汕、诸暨、北京，都跑了个遍。 元宵都过去了，年也过完了，整理一下我们过的这个年，然后继续新一年的创造吧。 A photo posted by Junyu Wang (@junyu) on Mar 1, 2015 at 10:10am PST 南方气候温暖，春节在广州正是花开时节，市区道路年二八到年三十改为临时的迎春花市，只有三天。我大一的时候曾经和几个同学在东山花市租过一个摊位，在北京天成市场 4 毛钱进货的剪纸卖到 8 块钱，算是做的第一笔小生意。一转眼十多年也过去了。 拜祖公。 A photo posted by Junyu Wang (@junyu) on Feb 23, 2015 at 2:35am PST 年三十。 A photo posted …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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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花街。 A photo posted by Junyu Wang (@junyu) on Feb 16, 2015 at 2:31am PST 在广州过年的话，耳边应该经常会听到标题这句话，「恭喜发财，利是逗来」。广州的红包习俗图个喜庆，街坊邻居、同事朋友之间只要说一句吉祥化，都可以互派 (但应该是结了婚才需要派?)；微信团队就在广州，去年直接把这个线下的习俗产品化、互联网化，这才是最厉害的 O2O。 红包从线下搬到线上了以后，我们的企业文化便得到了败坏。贵荚的群里玩接龙，发「拼手气群红包」，领到最多的那一位，则将上一位所发总数 x2 再接龙发出去。但是总数 x2 实在风险太高，￥100 起步的话，￥200、￥400、￥800、￥1600、￥3200，就玩不下去了，分分钟喜事变白事。而且最近微信红包做了更新，也不显示总数了。 所以如果要玩得久，又不负担太重，应该怎么设计呢？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探究一下微信红包算法的秘密… 红包也不是对企业文化一点正面作用也没有，比如为了狠抓开会迟到的歪风，贵荚也给每个会议建了一个群，按迟到发 200 算。这样子以来，作为迟到最多的人之一，我用血汗钱积累了不少历史数据，放到 Excel 简单分析一下就好： 我挑选了近期发的几次红包，又补充了两次小流量测试，获得统计数据如下。 正则化后的分布图如下： 统计学没学好，一下子没看出来是什么分布。不过不要紧，这不影响我们琢磨规则，可以请有识之士继续研究。 微信看起来是相当节制，在上面的 11 个测试样本中，最大值在均值的 1.68 到 2.54 倍之间，标准差在均值的 …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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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line A photo posted by Junyu Wang (@junyu) on Dec 7, 2014 at 12:41am PST 我刚到北京上学的时候，海淀图书城还叫海淀图书城，那会儿感觉都是卖考研书的小店，里面有间「李先生加州牛肉面」，牛肉面的对面有一个卖袜子的，店门口的喇叭总在喊「清仓甩卖，最后三天」。袜子终于还是消失了，加州也是没有牛肉面的，考研书也慢慢一间间倒闭了。这些都不出乎意料，可海淀图书城居然直接变成了「中关村创业大街」，这个战略转型还是蛮精彩的。 去年 11 月份的时候，《南方周末》有篇报道，讲了在大街上发生的几个创业者故事。这篇看似白描的文章也许刻意突出了不少用来营造戏剧冲突的细节，但如果把互联网创业看成是一个一夜暴富的、买彩票式的致富捷径，那还是挺大的误会的。 也许我自己也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恰巧，这篇报道我是在从爱尔兰回来的飞机上读的。那次是去参加一个叫「F.ounders」的会议。参会者大约有 200 多人，大多数是公司所处阶段和豌豆荚比较相似的 Founder，还有许多投资人、银行家和作家，但来自中国内地的甚少，只有徐小平老师和我，充满了异国风情。 说是会议，爱尔兰人民可能除了喝威士忌之外不需要做别的事情，议程大概是下面这样，你们感受一下： 第一天：欢迎酒会、组团去酒吧、酒会、在博物馆里面的晚宴、酒吧 第二天：酒会、在火车上的酒会、参观酿酒厂和品酒、酒会、在乡村的晚宴、在篝火边的酒会、酒吧 第三天：圆桌讨论、午宴、酒会、在城堡里面的晚宴、酒吧 细心观察，会发现居然有一条议程没有喝酒——第三天早上那个圆桌讨论。那天早上的圆桌讨论在一个城堡酒店里，分了好几个分会场，我参加的那场，主持人是 Wired 英国版的主编 David Rowan，话题是「Psychological traits of truly great entrepreneurs」。 于是十几个 CEO 开始七嘴八舌聊 …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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