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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他们一直软禁高耀洁医生到2007年3月领奖期过去，那对于孤独中的老人来说，无异于谋杀。
她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中国民间艾滋病工作者，一位行医六十载的妇产科教授，一位每件事就执著于为病人着想的大夫，一位直言敢言真话的公民，一位80岁失去爱侣的老太太——高耀洁，步履蹒跚，渐行渐远渐孤独。
1981年艾滋病在美国出现，九十年代的中国，在政府十余年的宣教之下，中国人认为艾滋病是“脏病”，是“世纪瘟疫”，全民极度恐惧艾滋病但又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退休的妇科医生高耀洁教授本可安享天伦之乐，但在一次偶遇的农村孕妇怪病中，高医生凭自身经验判断出一种别人视之为不可思议的可能。她毅然选择为此农妇的病因探寻究竟，争个曲直。1996年她在郑州，与远在周口的王淑平女士分别于两地解开了中原艾滋血祸谜团。与王淑萍女士被逼远走海外不同，年迈的高耀洁医生坚守中原，从此走上了艰难的抗击艾滋病道路，裹过小脚的她跌跌撞撞一走就是十一年。
被曝光的艾滋病疫情有碍河南省乃至中国政府的脸面，高耀洁医生承受着诸多压力和责难。首先是来自河南省领导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关照”，他们声称所谓“疫情是国家机密”，定义高医生为“妨害国家安全的人”，要求高耀洁医生对艾滋病问题保持沉默。便衣人员窃听或切断高医生的电话，监视她的社会交往并贴身跟踪，不允许她在国内国际会议上发言，限制她出境甚至曾阻止老人前往北京，她经常考察的艾滋病地区县乡政府设置守卫“500元奖赏举报高耀洁”……即使高耀洁医生先后获得多项国际、国内大奖，会见吴仪副主席之后，她被公安监视、骚扰的情况也依然持续，只是形式从公开、赤裸裸的威胁转变为暗中严密的压制。
当地政法部门逐渐意识到，直接威胁高耀洁医生也不能动摇其为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家人呼吁、救助的信念，他们转向了高耀洁医生的子女。威胁、恐吓其儿子、儿媳娘家、女儿和女儿婆家，闹得家不能宁，已步入中年的儿女前途黯淡。在强大政权面前倍感无能为力的子女们，为了能有平安幸福的生活，转而劝老人放弃艾滋病工作。而同为医生的小女儿由于所在单位的压制，不得不远走加拿大，到一个她的医生资格得不到承认语言又不通的国家生存，并且也铸下了母女俩人的裂痕。高耀洁医生念及自己的小女儿，心中内疚不能平息，经常为此伤感落泪。唯一默默支持她的家人，81岁老伴郭明久，2006年4月因病去世。郭老先生是高医生最早也是忠实的“志愿者”，从此高医生只身一人。虽然有年轻的志愿者们往来于邮局取包裹，帮高医生把资料邮寄到全国各地，但毕竟无法填补老人内心的孤寂。刚失去老伴的高耀洁医生，突然更老了，经常坐着良久不语，听力也下降，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孤独徘徊。过了1个月就用更加忙碌地工作来冲淡心中的思念：整理各地艾滋病病人来信、撰写编辑艾滋病相关的文稿和书籍、印刷更多的艾滋病教育资料、为上门求助的艾滋病病人解困、还为那些求子的妇女义务看病。
在国内，艾滋病感染者、病人及其家人的苦苦抗争，民间艾滋病工作者的坚持参与，中国艾滋病问题在经历SARS的国际压力下才有了些许转机。政府开始正视：对人民而言，保障健康权和生命权的公共卫生与维持温饱一样重要。2004年中国中央政府执行贫困艾滋病患者“四免一关怀”政策是一个里程碑，老百姓第一次有了针对艾滋病的药物。艾滋病疫情也不再成为“国家机密”。高耀洁医生门庭若市，除了和以往一样慕名求医求子的妇女，还有一批批来访的记者、医生、政府人员、学生志愿者、致力于艾滋病工作的年轻后辈、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及其家人，当然，也包括求名求利的商人或骗子……于公于私，可以说踏入门槛的，无不有求于老人，除了骗子，高耀洁医生都耐心一一给予，连老伴病危时也不例外。
然而，在热闹喧嚣中，高耀洁医生的孤独有增无减。过去，她只需要与实施压制迫害的政府保守势力较量，只需努力地说服自己的儿女们为母亲的追求一道承受代价；如今，她不但要抵挡暗中压制的地方政权以求捍卫自身生存和工作空间，还要抵制各色上门求名求利的骗子；对那些艾滋病工作中日益激烈争夺艾滋病资源，迷失方向“吃艾滋病饭”的晚辈们，高耀洁医生不断发出质疑棒喝；当河南政府划出38个艾滋病重点示范村以应对国内外舆论压力时，高耀洁医生不顾当地政府的“脸面”大声疾呼“还有多得多的艾滋病村不为人所知”，呼吁打开艾滋“黑洞”；她坦言艾滋病问题现在根本没到“一片叫好、诸多示范”高奏凯歌之时；当中央宣布艾滋病拨款几千万、几个亿时，高耀洁医生看到基层政府滥用救助款，打击上访维权的艾滋病群体，老人痛心呼吁社会共同监督；当一些掌握社会话语权者说“卖血感染艾滋病已经成为历史”、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只提艾滋病主要由性和注射吸毒者传播时，高医生接待了许多在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求助无门的感染者，虽遭各级政府“劝解”，但仍然坚持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输血传播艾滋病问题至今严重，黑血站并未绝迹，血液安全问题应当引起社会着重关注；当国际社会为中国新兴艾滋病民间力量欢欣鼓舞时，老人也时不时泼冷水：慈善事业并非净土，名利交织加没有完善的相关法律，并非所有参与者都是真正做事情的民间组织，争权夺利的假“NGO”谁去鉴别和问责……
高耀洁医生的孤独，渐渐地走向了悲观。面对面谈心，老人每每提到自己“恨不得自杀死了”、“早死早解脱”、“我的日子不多了”，“现在所做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为什么我们民族的骄傲，一位可亲可爱的老人，竟陷入绝望中？正如她每一次送给学生志愿者们的话语所示：“一不说假话，二不办假事，三不造假货”，她坚守一个真实艾滋病疫情下的中国。然而，在顾及人情脸面、名声利益的现今社会，年迈的她渐渐有心无力与谎言帝国的暗流相抗衡。为中国抗击艾滋病的事业，为我们的长辈不致晚年凄怆，后生们无需豪言壮语，只要轻轻地问自己：我说谎了吗？我默认谎言了吗？
后记：完稿当天，我们与为3月赴美领奖乘机来北京办理签证的高耀洁医生失去联系。后证实高耀洁医生因当地政府人员阻止未能来京。2001年当地政府不发给高耀洁医生护照以阻止其出国领奖；2007年的今天，当地政府为阻止老人出国领奖，软禁高耀洁医生，又一次迫使80岁老人失去自由。陪同她的志愿者，也失踪了。
曾金燕 2007年2月4日 于北京BOBO自由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