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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有更新, 转载两篇最近几个星期看到的文章. 前面这篇讲香港中文大学的, 是因为最近中大学生报的 “情色版” 事件弄得满城风雨 (至少从我这里来看是这样), 而且事态发展一再出于我的意料, 现在居然牵涉到六四的评价问题了; 另外一篇讲蔡元培的, 是因为五四的时候有人在未名的p大发展版发贴说北大精神不再云云, 大概他觉得北大学生不上街游行就不配称作北大学生. 于是马老同学贴了这么一篇文章.

两篇文章对比着看, 颇有意思.

爱在漫天风雨时: 再评中大学生报事件
蔡子強
1987年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明報》．2007年5月15日．A33頁

如果要我說出自己最敬佩的大學校長，或許有人會覺得我不識時務，因為我心目中的人選，不是一位會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曉得誇耀自己把大學建設成世界「第幾大」的人，但他卻有著教我更加心悅誠服的胸懷——那是中大前校長高錕教授。

記得1993 年，中大30周年校慶，舉辦了盛大的「開放日」來慶祝。但碰巧那時，也是六四事件後，香港學運最「激」的幾年，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於是便執意要與校方對著幹。

高錕校長的故事

在開放日那天，中大喜氣洋洋，冠蓋雲集，正當高錕校長要致辭時，冷不防被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眾多嘉賓、家長、同學、校友的眾目睽睽之下，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以表達另類聲音，結果令台上亂作一團，擾攘達數分鐘之久，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他們又把抗議的單張放在吹脹的避孕袋內，向現場人士派發，極盡挑釁之能事。

事後，當校長步下禮台時，《中大學生報》的記者第一時間衝前採訪，詢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怎料校長卻一臉詫異的說：

「懲罰？我為什麼要懲罰學生？」

那位學生記者頓時為之語塞，頗覺自己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記得幾年後，有一晚與老師關信基教授促膝談心，提起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後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紀律處分該等學生，但卻有3人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最後才能頂住了壓力。3 人中的其中一位，原來就是當事人，本來該是最受屈辱、最應意憤難平的高錕校長。

老師的訓勉

至於另一位，就是當日身為學生輔導長的關老師。我記得老師當時是如此跟我講的：

「大學校園，本來就該是引發思潮、帶動社會前進的地方，如果我們的步伐和界線，都與外面社會的一模一樣，那又豈能起到帶動的作用呢？」

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日身為輔導長的老師，會為此受盡多少壓力，受盡多少委屈，但當他道出那一番說話時，就是那麼一臉淡然，就像一切本當如此，像高錕校長當日一樣。

老師的學養，做學生的限於資質，學不上皮毛；但老師所講過的做人道理，做學生的，卻一直未敢或忘。

但可惜當年中大的學生組織，卻不領情，因為校長接受北京委任為「港事顧問」，而一直對抗到底。例如出版學生報，大字標題刊出「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無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為之側目。但高錕校長本人卻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拿出兩萬元，捐助有財政困難的學生組織中人；又每年都親筆撰寫書信，多謝學生組織對大學的貢獻；更幫助學生排難解紛，在一場教授與學生可能因教學評核而對簿公堂的官司中，為學生順利調解。

而另外一些更加偏激的中大學生，更加出版一系列以粗口諧音作為名稱的「小報」，刊登一些不雅、性器官的照片，尺度遠比今天的大膽，但當時校方也只是循循善誘，屢加勸喻，卻始終沒有紀律處分。

「法國思想之父」伏爾泰（Voltarie）曾經講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至死也捍衛你說出那個觀點的權利。」從當年的中大校園，我完全能領會到這句說話的境界，也就是這些點滴和積累，令我們那一輩的學運反叛分子，至今仍十分熱愛中大。

「昨非」與「今是」

近日《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惹起軒然大波，都說同學偏離了社會標準，公眾不能接受。但社會標準，又真的應是學生運動及校園討論的極限嗎？

我記得80年代初「香港前途談判」，中大同學冒著天下之大不韙，提出香港應該脫離港英殖民管治，民主回歸祖國。當時在這個醉生夢死的殖民社會，這是何等的離經叛道，與所謂的「主流社會標準」，差距又豈能以道里計，公眾也是絕不接受，甚至更罵同學為「共諜」、「死左仔」。更有聲音說這些中大同學畢業後公司將永不錄用，甚至催促中大應予以警誡。但20年後，事實證明，究竟又是誰對誰錯呢？

今天中大視為顯赫校友的鄭海泉先生，70年代曾是因為在街上張貼「保釣」海報而被抓過的學運分子。朋友王慧麟曾到倫敦翻閱業已解封的殖民地機密檔案，才發現原來竟然有這位「鄭大班」的黑材料，
他被形容為「extreme radical student」，視之為麻煩搞事分子。

我相信當日也曾經有不少聲音，批評過這些同學影響校譽，損害中大學生形象。但幾十年後，一笑便已風雲過，鄭海泉已成了匯豐「大班」，當日搞學運的何安達，那個曾經拿著水槍在宿舍「知行樓」周圍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飛仔」劉細良，卻已成了行政長官曾蔭權的左右手。學生年代的稜角，本來就是理應如此。

那是一張倔強而非猥瑣的臉

上周四，我有透過電視直播收看學生報編委會的自辯論壇，在一張又一張同學的臉上，我看到的是一臉的倔強和純真，而不是淫褻猥瑣。雖然過去言語間，或許他們有頂撞過個別老師，但我相信他們都是真誠的。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同學願意反省，又或者歉疚的話，原因一定不是因為校方處分了他們，而是我們這些作為老師的，曾經以極大的耐心和誠意，來看待他們所做過的事；如果好多年後，學生仍會惦記著我們的，多半不會是因為我們教授過他們什麼具體知識，而是我們曾經以身作則，教導他們如何處世做人。

周六回到校園，得知政政系的同學，在考試季節，大家都在捱更抵夜的時候，還是奮力「開夜車」，趕出了一份聯署聲明，並邀請我加入聯署。這群同學本來不是直接牽涉在內，但都能如此見義勇為，做老師的常常鼓勵學生要有judgment，要有initiative，如今還夫復何求，即使再有些什麼，也只是枝葉，於是立即簽名。

為什麼我們這樣愛中大

事件中，我一直只是個旁觀者，只是在旁邊說些風涼說話，我知道真正要負責的中大老師和同事，卻處身熱廚房，壓力都很大。

在民粹主義肆虐的今天，傳媒會動輒不問情由，指摘我們「包庇」學生，把整間大學的校譽也「擺上檯」。我完全體會到校方調查委員會做決定時的難處，而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教授，早前接受記者訪問時亦透露，有需要時，他個人願意為學生提供法律支援，並以「有理想、有看法、有堅持」來形容學生報的委員。但我只想補充多一句，能對學生寬容的，希望都能盡量寬容。

現在差不多每一間大學，都說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但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一模一樣時，哪用大家多作lip service；相反，正正是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南轅北轍，與我們不同的時候，校方仍能表現出的尊重和包容，才真正最能體現出我們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真誠，才最彌足珍貴。

我們都愛自己的學生，但當學生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時，我們的愛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相反，正正是當漫天風雨，壓力鋪天蓋地，學生茫然無助時，我們的愛，我們所表現出的承擔，才是學生最需要的。

我們那一輩都十分愛中大，因為那是一個曾經容許我們犯錯、容許我們跌倒，以及容許我們跌倒後重新站起來的地方。我真切的希望，很多年後，我們的師弟、師妹、學生，也能夠有幸因著同樣的原因，愛著同一間中大。

蔡元培在“五四”
高芾

建国以来，一向的说法，都是讲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如何支持和鼓励学生，为被捕学生的释放竭力奔走；这几年有议论称“五四运动大方向是对的，但方式有问题”，于是又有学者有鼻子有眼地叙述“五月四日清晨”，蔡元培如何亲自赶往北大，力劝学生莫要游行。这些前后说法，让人看了颇有些迷惑于事实真相究为如何。历史这东西，虽不见得如胡适所说，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时却很像频频曝光的影视明星，总是向观众展示讨好的一面。

其实蔡元培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得明白：“民国七年（1918）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但是，“到八年（1919）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而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为什么这次就不劝阻了呢？是不是蔡元培思想有所转变？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确实为营救学生不遗余力，但当5月8日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回校后，蔡元培却于第二天向大总统和教育总长递交辞呈，次日清晨悄然出京。在如此紧张关头遽然离京，这个举动颇有可玩味处。蔡元培留给北大师生的便条上开头便说：“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杀君马者”出自《风俗通》，意为路旁小儿赞马快，乘者喜之，乃驱驰至死。蔡元培自喻为马毫无疑义，然而“道旁儿”是指谁？有人说指游行学生，有人说指北洋政府。蔡元培后来自己也向外界说明，他的出走只是不满于政府。但从蔡元培后来的言行分析，“道旁儿”亦可能兼指学生，因为彼时政府是在弹压学潮，其行为与道旁小儿喝彩反致马死并不相类，只有用学生对蔡元培的期许来比拟才讲得通。

蔡元培长北大以来，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读书不忘救国”就是他的名言，1919年5月2日，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第二天，他获悉政府已同意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立刻召来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告知此事。看起来，蔡元培在明确政府无所作为的情况下，确实有“将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的想法。因此他对学生游行并不劝阻，且有支持之意。

但是五四运动的发展很快出乎了蔡元培的意料，火烧赵家楼这样的暴力行动显然不符合蔡元培的教育原则。5月4日当晚，他参加北大三院的学生集会，一面慨然应允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面却苦劝学生不要再开会，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但学生不听他的，翌日便联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罢课。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恐怕蔡元培已萌去意。他的立场与学生不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校长会情愿学生罢课的，我们不要忘了蔡元培讲“读书不忘救国”，后面还跟了一句“救国不忘读书”，像他这样一个“文化救国论”者，显然不希望学生个个都变成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闹成这个样子，蔡元培肯定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

于是，当办完最紧急的事———营救学生后，蔡元培就只能辞职离校了。据当时北大教务长，后来接任校长的蒋梦麟回忆，他和其他师生代表赶到杭州，苦劝蔡先生回校，蔡元培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但是这次看似相当成功的运动却给身为校长的蔡元培留下了一个难题，“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因此蔡元培在受劝不过，终于答允回校复职后，即发表了《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大声疾呼：“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蔡元培这一担心后来果然被证实了。大大小小的爱国运动不算，1922年他竟因部分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而不得不再次辞职，最后事件以校方退让告终，证明了北大的纪律“今后将不易维持”。

蔡元培看到了学潮失控后对正常教育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当时“内外交迫”的局势下和学生“无可厚非”的“爱国行动”面前，对此徒唤奈何。他以一身之威望，半生之热忱，投身大学教育，虽也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但总是竭力劝阻学生过多地“牺牲神圣之学术”，他“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的期望，虽然不容易为当时激进的学子理解，总该可以给今日的后人，留下一点教益。

前阵子元培因一个暑期项目 “分赃” 的问题起了风波, 我又想起这篇文章, 也没有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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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这真是一个大问题. 我自己的答案一向是 “实现自己的价值”, 听着很像政治书里的教条吧. 我爸爸教育我, 你所获得的实际上是社会对你价值的承认与回报, 只要你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你获得的回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是同意我爸爸的看法的, 但那天和 Jee 因这个问题吵了一架后又想到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似乎长久以来被我忽略. 人的价值是不是一定要通过 “社会” 来体现, 或者说是不是一定能通过 “社会” 来体现? 或许又是未必的. 比方说学术, 学术的目的是不是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我不相信一名纯粹的, 有所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潜心于研究之中的时候脑子里还会装着什么国家社稷, 不会的, 那一定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求知欲, 对未知世界的渴求.

这是不是一种价值? 必须承认这是价值, 这种价值也是社会所需要的, 但并不这么紧迫. 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 “奇奇怪怪” 的人在做一些在社会看来或许毫无价值的事情,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活着. 人作为一个个体, 其存在本身就有一种价值了.

通过社会来实现的价值是一方面, 只为自己的内心而活着是另一方面, 这两方面能和谐的话那当然非常好, 假如有冲突, 大概还是选择后者会好一些.

今天未名的飞跃版转载了武汉一家报社的一条新闻, 内容是说我旁边宿舍的一位叫范犇的同学拿到哈佛 offer 了, 轻而易举上了十大. 跟贴里说到米国的福利制度, 于是又讨论起人生价值来了. 也许每当人生中的转折点到来, 就更容易想这样的问题.

好的制度, 应该能容忍什么都不干, 对社会 “毫无价值” 的人的存在, 没有这样的人, 社会将缺乏诗意与想像力.

这篇文章存下来, 看看过几年我的想法会有什么变化.

P.S. 最近在玩 Adwords, 于是顺便把 “范犇” 这个关键字也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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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窝

为厦门系上黄丝带

关于学运: 转载两篇文章

人的价值

躺着看天（花板）

唱好广州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