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于 1985, 我没有亲历过 20 年前的那场悲剧——那个时候我还不到四岁, 我远离大城市, 我不记得任何片段.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直到今天, 这件事情都是禁忌——人们看起来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 可就没有人愿意告诉你并与你探讨.
是呀, 没有人希望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既然新闻联播和教科书里对这个世界和国家的解释是如此的和谐自洽与简易, 你为什么要试图把这么一段不合规的历史加进孩童的脑子里? 这一切的不可理喻一定会对他们稚嫩的世界观造成巨大的毁灭的. 况且知道这么多份外的事情又有什么用呢? 悲剧正证明了理想的无能为力, 在理想容易破灭的时代, 防止理想主义生根发芽更要从娃娃抓起. 无知和缄默, 是生存下去的最佳选择.
“别参与政治”, 我去北大上学的那会儿长辈们千叮万嘱. 那不会给你带来好处, 一点儿也不会.
二
我记得当年我的一本作文书上有一篇范文, 讲述的是小作者观看新闻联播看见有位解放军战士被暴徒打死, 非常愤怒. 那位年轻士兵的画像那时和赖宁等的画像一道挂在小学的走廊中, 下面写有他的事迹; 再后来这些 “共和国卫士” 们的宣传画就很少再能看到, 大约是老师们也很难向小朋友们解释清楚他们到底为什么是英雄. 人小的时候想法总是很恶毒, 不过是在街头被一群 “流氓” 打死了, 既不是去堵敌人的枪口, 又不是去炸碉堡, 怎么能算是英雄.
好多年后我们在大学里看那部纪录片, 枪口火光阵阵, 有人应声倒下, 伴随着 “法西斯” 的叫骂; 又听北京的同学说起当时的惨状, 掉队的士兵被烧死挂在高架桥上. 其实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血气方刚年轻人, 想到这个不禁很难过.
如今仇恨并没有得到谅解, 死亡的数字不过是政治角逐里的一个棋子, 有时很多, 有时很少. 死亡似乎有时候显得有些廉价, “血染的风采” 依然不时响起, 而那些年轻的学生和士兵, 如果还在世的话, 也该是成家立业的人了吧.
三
“那件事情很复杂, 不是你想得这么简单.” 初二我第一次写了篇关于这件事情的文章时, 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说.
2002 年的时候第一次去北京, 和同学在故宫门口雇了位人力三轮车夫带我们转悠南池子北池子. 车夫带着我们两个高中生哼哧哼哧来到一个小胡同里说, 前面就是赵家, 你们经过时候别吭声. 于是我们默默无语地绕着那个铁丝网高耸的四合院转了一圈, 高高的岗哨上站岗的武警挺立, 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绕到正门, 门口挂着 “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合院”. 几年后他去世的时候富强胡同据说有不少人去悼念, 我想他因在政治舞台上的悲情谢幕而收获了足够多额外的声望.
后来我明白其实历史书不应该像武侠小说那样有着纯粹的, 不知动机的好人和坏人. 可是既然年轻人们透过禁忌看到的这段历史都是从极端渠道一点一点流入, 那实在是太容易被随心所欲地被打扮成自己希望看到的样子了. 于是里面的人物就被逐个逐个非黑即白地贴上标签, 或是神化, 或是妖魔化, 由此推演到对整个事件的理解.
再往后, 有一年在北大的课堂上我听到有位老师说, 当时很大的一个动机是期末考试要近了, 大家都不想参加考试; 他又说, 有些人出去的主要目的是捡拾名片. 这些小小的插曲又让我想像中的整个场景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现实的细节感, 正如 “颐和园” 中的欢愉一样.
所以如果只是幻想那是一个多么完美伟大的时代, 那只会让你活在幻想当中.
四
那位 “螳臂挡车的歹徒”, 大约是 93 或者 94 年第一次在电视画面上看见. 那会儿家里接的天线在坏掉一年后刚刚修好, 开始能看香港电视, 而且还不经审查. 我的印象很深, 因为除了阅兵以外我从来没有看过长安街上有坦克, 何况这些坦克还长得这么狰狞. 他们说, 这象征着个人对强大国家机器的反抗.
十几年后的 2006 年, 有一家美国机构以这个画面为主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他们采访三个北大学生, 拿出这张照片给他们看, 他们茫然地摇头, 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 我想要是换了我坐在那儿, 就是知道肯定也得装作不知道.
家里的香港电视节目刚开始受到审查的时候是直接用彩条遮盖, 粗鲁得很. 后来有一天我身旁有位小朋友终于忍不住问, 为什么电视经常看着看着就坏了; 大人只好解释说, 主持人上厕所休息了.
二十年过去了, 今天的互联网在高压之下同样也打满了彩条补丁, 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会让他们感到惊恐. 巨大的国家机器游荡在虚拟空间, 他们仍然害怕哪怕是一点点的光明照进那个角落, 他们内心的虚弱和恐惧一点儿也没有减少. 瞧瞧他们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样子, 真让人感到难受.
所以很容易地, 你也可以在这个时代成为那个 “螳臂挡车” 的人.
五
我几年前和一位同学在火车上打赌过什么时候会有 “真相”. 可为什么我们要期待真相? 也许人们渐渐淡忘——何况我们这一代本来就应该装作不知道. 因为如果你不曾看见也不曾知道自己身上伤疤, 你也就没有揭开伤疤的痛苦.
我会好奇我的同龄人们都是如何一点一点获悉那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故事的. 20 年后的今天又有许多我的同龄人们在虚拟世界里的各种地方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纪念——可事实是我们并没有这样的集体记忆 (我甚至不能确定我们感知的是同一件事情); 在这种情境下的集体怀念甚至狂欢, 显得多么虚无缥缈.
我也不知道那场流了血的悲剧到底对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说起这件事情, 有人会两眼放光充满了憧憬 (”那是北大最好最辉煌的时代”, 大一的政治课上有人说), 有人会充满鄙夷 (”一群被人利用的笨学生”, 同样一个课堂上有人说).
我想这就像是一个阳光之下始终照射不到的黑暗角落, 这个极端的角落里滋生细菌与病毒; 这还是令人恐惧不安的大包袱, 即使这种恐惧和不安更多发生在对方身上.
写了又删删了又写, 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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